抗日战争初期，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认真反思经验教训，积极探讨和摸索干部选拔任用之道。
1937年5月，毛泽东提出干部应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奠定了干部标准的思想基础。同年8月，总政治部明确选拔干部应从政治条件和工作能力两方面出发，且“政治条件为更重要”。次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系统提出德才兼备标准和任人唯贤路线。1940年11月，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在《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中指出：“德才并重，以德为主。反对只顾才不顾德，也反对只顾德不顾才。才和德应该是统一的。”此后，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得以在全党全军逐步确立。
面对干部严重伤亡与部队规模迅速扩大的双重压力，补充高素质干部成为紧迫任务。我军依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拓宽干部来源，特别注重吸收知识分子。1939年6月，中共中央在《总政治部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和培养新干部问题的训令》中提出“吸收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军队工作，成为目前干部政策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同年12月，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指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1940年，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指示叶挺、陈毅等人，要大批吸收知识分子，只须稍有革命积极性者，不问其社会出身如何，来者不拒，一概收留。五湖四海的选人用人方针，极大地改善了我军干部队伍结构，显著地提升了我军干部队伍的质量。
着眼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我军从上至下建立了干部学习的制度。1938至1939年间，总政治部多次发文强调要加强对干部的政治教育和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建立多层次院校培养体系，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及其12所分校、各部队教导队广泛开展干部教育。毛泽东亲自兼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并为抗大制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校风，抗日战争期间仅抗大就培养造就了20多万军政兼优的干部。1942年2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中提出干部教育“两个第一位”的重要论断，充分体现对在职教育的高度重视。
我军除了对干部进行政治信仰和民族精神教育之外，更为重要的是采取了一系列发挥干部积极主动性的政策机制。193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就强调要信任干部、合理使用干部，反对机械式和官僚主义的干部管理方式。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强调必须善于爱护干部，除了重申1935年的决议如何培养、对待和教育干部外，还强调要对有疾病、生活、家庭等项困难问题者，必须在可能限度内用心给以照顾。
之后，为解决干部个人身体和家庭生活问题，中央军委、八路军和新四军陆续制定了津贴薪金制度、保健制度、优抚制度等。通过政治引领、制度保障和人文关怀等多重举措，有效调动了干部队伍积极性和主动性。
